在锦衣卫和东厂的人蜂拥前往辽镇，摆在皇帝和内阁六部案头的战报各种文书，就是迅速的多了起来。
各方面的情报通过各种途径汇集过来，不过除了直到此时在广宁东边的大辽河沿岸有三万五千的华州军驻扎，其他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模糊，看起来对方是暂时不会跨过大辽河了，明廷的判断没有什么新奇看法，对方的兵力不足，目前的战线拉伸已经到了极限。
这让明廷中枢松了一口气，心想对方既然短时间不能继续前进，那自己这里还可以调集兵马，慢慢的把局势翻转回来。
嘉靖倚靠税监搜刮的银钱粮食储存在飞速的消耗之中，尽管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可大战在即，虽也不敢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嘉靖皇帝需要在各个省份，特别是北三省和江南湖广收纳钱粮。
北三省虽然是因为棉花和海贸工商，比从前变得富庶很多，但最近经过了税监和所谓的棉绅之乱之后，也是有些伤了元气，毕竟是兵荒马乱，盗贼丛生，来收购棉花的客商压根不愿意过来，只有几个固定的途径才能出货，不过需求量一直不算是太大，一方面是江南和北方沿海的纺织工场没有原料，棉花价钱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北三省产棉地的棉花大量堆积，无人购买。
这种情况下，很多棉绅都是准备在第二年开始种植粮食，从前种粮不如买粮合算，很多人的田地里面全部种植的是棉花，放弃了粮食，谁想到大乱一起，最实在的东西不是银子，而是填饱肚子的粮食。这些棉绅都是琢磨，自己手里面一定要有些存粮，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纠集庄丁闭庄自守，也比现在这种兵荒马乱还要派人出去买粮的情况要好。
在北面是不要想收起银子来了，江南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南京城的那套中枢班子，完全就是东党的大本营，当日嘉靖政变重返京师中枢之后，京师的所有东党官员都被一扫而空，但此时全天下的督抚和重要的位置上，几乎都是东党的官员，嘉靖皇帝不可能都是全部拿掉，那样的话，天下就要大乱了。所以皇帝采用了陆炳所说的徐徐图之的方法，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过去，淮河以北的大明各省都已经是换上了嘉靖信任的官员，可是江南，也就是南直隶和浙江，江西三地还一直没有来得及调整。
明朝和历朝历代有所不同的是，他有两套完全一样的中枢班子，在京师和南京，南京六部各个衙门都是齐全，除了内阁之外是应有尽有，南京城向来都是安排后备官员和那些政治斗争失败，但是罪不至死的那些官员。
因为南京管理的是天下间最富庶的江南，所以也有许多人愿意在这里当官，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南京和江南的官员都是东党的人，自宋朝文官党争以来，这党争是从来不管什么国家存亡的。
前一段时间的大清洗，让这些官员都是对嘉靖皇帝和那些西党的大臣恨之入骨，能够拆台的时候，那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朝廷的摊派收纳的旨意几百里加急快马送达南京，南京户部尚书立刻是把这个东西当作大事，先是召集同僚们商议，然后一级级的下发了下去，接着就是各级的税吏，衙役们也都是跟着行动起来。
但是南京到南直隶和江南各个府县需要时间，更不用说，江南士绅的潜势力有多大，也不要说各级官吏都是备商人们拿钱喂的饱了，也不要说，江南的十三商会到底是是什么规模的组织。
反正是加派税赋，调派粮食银钱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官场上拖沓的本事人人都会，大家诚心拆台，自然越发的缓慢。
北三省因为地方破败，江南则是诚心拖沓推诿，压根收不上钱财来，嘉靖皇帝和内阁重臣恼火，但是却无可奈何，此时外有敌兵犯境，无论如何不能在内部乱起来了，反正库藏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不过一切的加派和收税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始终是没有被波及到，山西，山西，四川，云贵，湖广都是不在加税加赋之列，这些地方在这几年的工商大兴的浪潮之中，确实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西安府在天下税赋缴纳之中一向是排在前列，四川的成都府和重庆府也是富庶之地，湖广更是天下粮仓，这些地方也应该是摊派和收税的目标，不过却好像是都被有选择的忽视掉了。
这个原因很是简单，西党官员和帝党嫡系都是出身在这个地方，他们自然也要保护家乡，世上万事，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师用几百里加急的驿站传递，把命令和文书传递到了各个省份。
很快的，各地的加税加赋的悬殊就闹得沸沸扬扬，更是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嘉靖皇帝心知这么拖下去，恐怕就是纠缠不清，索性是发了狠心，直接就是内书房传旨，北三省和江南每府派捐税使者一名，锦衣卫二名，各省开“平辽捐”，在从前的税赋标准上加两成。
责令使者与地方官员共同的督促收取，并且在旨意上说道，平辽捐税，乃是国家兴亡之要务，不得拖延迟滞，违者锦衣卫可立即捉拿下狱。这个旨意一下，各省不光是地方官纷纷上表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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