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国，自雍熙十三年太宗分封，到十四年刘文涣抵至交趾，正式建立安南朝廷开始，至正统二年，已有37年的时间过去了。
37年的光阴，足够两代人的成长，而在安南王室的经营下，安南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更是物阜民丰，粮米充足，极大地支撑了安南朝廷的统治。
而这份快速发展的背后，首先得肯定帝国直辖时期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基础，早有赵匡义，晚有寇准，这些帝国的能才干吏，在安南道时期，都以治绩显着而扬名升迁。
当然，作为摄政安南二十载的王太后刘娥，在她主政期间，虽则安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但由刘娥支持施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政策，对安南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同时，37年间也是安南汉化进程的又一次飞越，到正统二年时，安南汉族（当地土着蛮夷也称之为华族）人口，早已突破两百万，乃诸国之最，汉家学院、学校已经开遍诸州县，汉语的官方地位彻底得到确定，地方的语言、历史、习俗等等在汉文化的冲击下也变得支离破碎......
当安南具备如此人口与文化基础，再加上与帝国高度重合的政治体制，方可以说安南汉化的真正成功。在此前提下，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历史走向，安南都将是汉文明的核心发展区域。
而做到这一步，经早期中央帝国的大力扶持，以及无数汉家官、军、商、民辛苦开拓，前前后后，也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
开拓之不易，可见一斑。
虽然成果很大程度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但刘娥对安南发展、汉化之功，依旧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导致，有大量政敌怨恨、诋毁她牝鸡司晨的同时，也同样有大量支持者的感念。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开化，对刘娥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到后期，在安南的史册上，更为美化为“开天辟地、千古一遇”的巾帼豪杰。
不过，在刘娥执政的那些年间，在安南经济、文化、民生基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无法掩盖的问题。比如频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早期刘娥靠着王廷大义，以及出色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将以赵氏为首的安南权贵逐一摆平。
其后，又大兴特务政治，使安南朝廷的氛围，始终难以摆脱压抑、紧张乃至恐怖，这种政斗党争惯性，一直延续到刘继丹亲政后，依旧无法避免，公主党接替后党继续战斗，就是一个最显着的标志，而这显然不利益安南朝廷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遗害无穷。
另一方面，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大量汉族的涌入，成为安南王朝的主体核心统治阶级，占据了安南国大量社会资源，这极大地侵害了当地土着的利益。
土着之中，那些聪明的、主动的、积极归化者，即便心中不满，多少还能分一杯羹，但那些坚持旧统，冥顽不化，反对易俗者，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则越来越狭窄困难，生活难以维计。
结果，要么入山为匪，要么沦落为奴，或者干脆举起叛旗。当年真腊悍然侵犯安南时，能够引发安南道境内诸多土着的响应，这就是主要原因。
而又几十年过去，这种问题就更为深重了，因此，在刘娥时期，安南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为汉夷矛盾）是日趋深重的，每年都能爆发几场骚乱乃至叛乱，虽然都被官军平定了，但问题与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也是安南国长期存在的流血点之一。
还有一个流血点，则在于北部地区，尤其是与帝国本土交界地区的长期不稳定。在那里，长期盘踞着安南当地以及广南西道西部地区的蛮夷势力，名义上臣服汉统，但自主性很强，尤其在安南建国之后，则更加活跃，尤爱从帝国与安南陆地交通线上吸血。
及至建隆中期，滇黔叛乱，朝廷平乱之后，作乱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云南、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
有鉴于此，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收效是有的，难解决根本，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
到后来，鉴于广南边境蛮匪作乱，屡剿不绝的情况，世宗皇帝诏命，从帝国中枢层面，安排协调边境道州与安南国这边的联合剿匪治安行动。
相互配合之下，比起此前的独立行动，效果自然好了很多，不少横行一时的蛮匪强人，都被官军剿杀，持续数年的血腥清剿之后，蛮匪气焰终于遭到剿灭，边境也获得了难得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帝国中枢巨大压力，两道一国耗费巨大人物力的情况下，而这种强度，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安南北部边界地区，那些复杂的地理、民情、风俗情况，都导致其很难轻易稳定下来，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测、心怀贰意的地方土豪，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其成为祸乱一国二道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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