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开始呢？
2002年的年底，我结束了一段在剧组漂泊的生涯，在一个城市里刚刚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女朋友，生活也没有什么安定感。所谓安定，不过是简单地租了个不到40平米的一居室，在这个城市偏西的一个大学的家属区里。
我常常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拿着啤酒坐在小院里发呆。一楼的好处是有一个小院，那已经是下雪的季节了，但是我感觉不到寒冷。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在零下30度的东北山区呆过半个月，是所谓的寒地生存训练，早就习惯寒冷了。我在西藏拍戏的时候常常光着膀子早上起来在白毛风中跑步，被同事视为神经病。
我在小院里面发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屋里很乱，堆满了我的许多东西。各种各样的书籍、盗版碟、装满衣服的包等等很多。我一直没有打开，也没有整理，因为每次打开整理，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心里一点点浮现。我不知道27岁的人回避往事是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打开这些东西，或者说不敢打开。
我害怕。
害怕回忆起来青春时代的那些梦想。
那些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关于兄弟的梦想。
在我自己的记忆里，17岁到20岁是一个严重的断层。
我记得自己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许多事情，我也记得我上戏剧学院以后的许多事情，甚至栩栩如生。
但是我的17岁到20岁之间的故事呢？
忘记了，只剩下一些残片。
只有我在洗澡的时候，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已经变得臃肿的身体，才会自嘲地笑：“瞧，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在部队的时候……”
然后就不往下想了，人为的。
我还有很多在部队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偶尔来到我居住的城市公干，也会来看看我。但是我从来不会主动和他们联系，听到他们激动的声音，那种声音里面久违的单纯和特有的嘶哑，总是令我黯然神伤。
在我刚刚离开的时候，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一切都是造化弄人啊。我不想了，继续喝啤酒。
远远的，透过飘落的雪花，我听到一声嘶吼：“一二、一二……”
我的脑子一下子僵化了！这种口号我太熟悉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节奏也是在时断时续着。
我一下子站起来，打开小院的门，声音是从大学图书馆方向的工地传来的。那里在盖一个香港慈善家捐献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多媒体教学楼，平时很喧闹，也许因为雪太大，所以今天没有开工。
怎么会？怎么会有这种口令？
我快步走过去。我先看见一帮子民工，蹲在屋檐下哈哈笑着指指点点，好像在看西洋景；我又看见几个女大学生从图书馆出来，看也没有看一眼，很清高地走过去。
我还看见了什么？
一个孤独的身影。
一根孤独的原木。
一张孤独的脸。
他穿着早已褪色的迷彩服，一双破旧不堪的迷彩军靴，光着头，雪花飘落到他的头顶就融化了，化成一团白气，升上天空。和其他民工穿的迷彩服不一样，他的迷彩服是掖在裤子里的，系着一根宽宽的绿色尼龙腰带，黑色的金属扣；花色也不是很一样，料子很厚，上面还打着几个补丁，绣着细密的针脚；裤脚整齐地掖在那双破旧的高靿迷彩帆布靿的轻便军靴里，鞋带系的整整齐齐……
他喊着号子，在搬一根原木。
他先搬原木的一端，把它扛在肩上抵着地面立起来，然后竖直，一下子再把它向前推倒，然后再搬起来……如此前进着。
周围的民工在看笑话。
他的脸，典型的南方人的脸，黑黑的，小眼睛，宽嘴唇，塌鼻梁，把他扔在民工的堆里，你很难再次把他找出来——但是他的眼睛。
闪闪的，杀气。
他嘶吼着，眼中的杀气油然而生：“一、二……”
我愣在原地，嘴唇翕动着，一种叫做眼泪的东西在眼眶里面流动着。我声嘶力竭地大喊：
“班长——”
“检查自己的武器，注意听我的口令。这是第一次小组规模的战斗实弹射击训练，一定注意安全！哪个龟儿子不听我的口令，先开了保险我把他从屁眼塞回去！”
在米171直升机的轰鸣中，我的鼻尖上渗着冷汗，抱着那支95自动步枪，枪身都湿了。我的心跟着直升机的颠簸在忽上忽下。班长的迷彩脸转向我，小眼睛灼灼有神：“你好了没有？”
“好。”
班长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的眼睛。
班长笑了，一嘴白牙，他伸手抹掉我脸上的汗珠：“龟儿子给老子好好打！就等着你给老子争脸了！”
他的眼睛是傲气和自信交织着的。
我又看见了这双眼睛。在他转身的一瞬间，那种杀气消失了，换了一个人。怎么说呢？一个猥琐的民工。
“班长。”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发飘。
那双眼睛笑了。“龟儿子你小子怎么现在头发留的跟女人一样。”
我们都站在原地，看着对方。班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伤感。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他：“班长……”
眼泪哗啦啦流到他的肩膀上。没有士官军衔的肩膀上。
班长抱着我，慢慢地开始抽泣：“龟儿子以为你把我忘了……”
雪花飘落在我们的头顶。在这个城市的冬季，雪花的飘落，把一切丑陋都掩盖了。在这个城市的冬季，我和我的班长重逢了。我是一个被人们称作自由职业者的文化流浪汉，我的班长是一个民工。
他和别的民工的不同，就是在想部队的时候自己扛扛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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